日前，中国矿业大学的一些毕业生尽管已完成学业，却因为缺少一纸就业协议而不能领取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。 对此，校方也有难言的苦衷：主管部门对毕业生就业率有一定的比例要求，逐年递增不进则退，否则，次年的招生计划及随之而来的行政拨款和学费收入，就可能受到影响。（昨日《新京报》）

　　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是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的资历证明，原本与校门之外的就业率毫无关系，对此各方不存任何争议。为追求纸面上的高就业率而暂扣毕业证书与学位证书的几桩个案，实属有关高校在无奈之中采取的下策，既不合法也不合理，相信在各方关注下很快会得到解决。

　　然而，此次事件所暴露出的苛求高校毕业生高就业率的问题，却值得认真反思，否则，这场发生于“校门口”的迷局必将如幽灵一般附着于高等教育全过程，使之周身不畅。而且“要拿毕业证，先亮就业协议书”的逻辑悖论，则有可能以变相的症状在今后的毕业日子里卷土重来。

　　如果当事各方都有真实的理由而都感委屈时，必定是机制本身出了故障。在就业心态、工作模式和社会评价机制日益多样化的今天，如果有关部门仍然以毕业生就业率为标准，衡量高校的学科体系、招生计划和教育质量，甚至因此决定经费拨款的流向与分配，恐怕过于简单而失之科学。典型的例子是：综合类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向来不如低等级的职业技术教育高，但我们却不能因此断言后者的教育质量高于前者。

　　何况，中国人正在从“单位人”走向“个体人”，依附于一定的单位和岗位，未必是所有人的一致梦想；以个人身份自主创业，从无到有，守法经营，甚至志愿投身公益事业，未必不是社会有用之才，况且自主创业还能给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。过多地强调和渲染纸面上的就业率，反而会强化学生“依附于单位”谋生的思维，使毕业生刚出校门暂时待业的正常现象，成了一把悬在高校校门上的利剑。

　　事实上，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中，真正的问题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就业率而非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。在一定意义上，高校毕业只是做好就业准备，强求高比率的“一出校门即要上岗”并不现实。

　　如果说中学教育的症结在于惟高考的“指挥棒”马首是瞻，那么一些高校似乎正在陷入毕业生就业率的迷局：从学科设置、专业命名、招生方向到科研立项，甚至学校更名，都在以市场为导向。高等教育本应侧重的人文塑造和基础理论，逐渐边缘化了，由此而导致的“教授多而学者少、专家多而名家少、论文多而创新少”，已经对我国的高等教育乃至社会发展造成了不小的伤害。

　　此外，家长和学生的就业期待情结也对高校追求虚假的就业繁荣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前不久，香港科技大学在京招生，一些家长对于该校的招生简章中绝口不提就业前景表示不满，殊不知这是许多国际知名高校的一贯作法：在招生计划中很少提及就业方向，更不必说什么就业率，但其结果却是求学者众多，毕业后大多能成为社会英才。

　　许多成功者并非是一出校门即可成大事，其事业的辉煌之处甚至不是大学所学专业。人们尤其是教育管理者不妨目光放长远一些，不必一味以走出高校校门的“就业率”论成败，让学校能够从容、科学地教书育人，学生能够沉下心来求学成才。